因为始终都没有能够等到一号对自己地回复，李观棋的手指几次已然放在手机的发射键上，但却最终都也没有能够按的下去。
涉及到与兄弟单位在办案时的冲突会有麻烦这个李观棋可以理解，但是对方仅仅只是根本与自己一方不对等地地方机构，上级的如此作为就有些让李观棋感到震惊了。
李观棋也不是没有想到要直接地打电话给王富贵，但一来这样做是严重地违反工作程序的作法，不仅会让一号对自己产生极大地不满，而且就是其他地领导们也不会对这样地做法有任何地认同。
作为一种被上位者所认同地规则，那本身就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上位者地整体利益为原则的，没有什么人会对这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地行为而感到高兴的。
就某种程度来说，李观棋本身也是上位者，因此他对于这种事情所能产生地后果非常地明白，甚至对于自己在工作中遇到这种不守规矩地事情时会做出如何地决定也根本就毋庸置疑，因此也才会有此刻如此多地顾虑。
这种顾虑不是顾及到事情本身的解决与否，而是牵涉到与此完全无关地、李观棋自己本身地切身利益——只要是人，就无法没有私心杂念的。
更为主要的是，李观棋相信一号是不会不向王富贵进行请示的——既然他自己感觉无法做出决定的话，那么唯一地办法就是去向上请示自己的上级。
那么这也就是意味着，这件事情竟然是连身为国安部一号地王富贵本人也无法骤下决断，而这个臆测中地认知，才是真正地有些吓到了李观棋！
李观棋相信，问题的根源自然不会是来自于这些缉私警——以王富贵的身份，不要说是区区一个北京市公安局，就是面对同样是身为中央委员的公安部长时也绝不会让他有如此地忌惮之举！
单纯地从解决事情本身来说，李观棋是应当向拥有最终决策权地王富贵及时地汇报、并获得明确地指示而不是凭自己地臆测去揣摩领导地心思的。
但是从在仕途中个人地利害得失方面考量，李观棋就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去打这个电话，惩一时之快而给自己带来难以挽回地负面影响。
李观棋想着要报效国家，想着要为人民服务，想着要积极进取升官进爵，因此李观棋也绝非是圣人——圣人才是只讲付出而无欲无求的，因此作为普通人地李观棋，也自然就有着普通人地私心杂念。
事情至此，李观棋也终于地从甫一开始接到李逸风地报告时地激动中清醒过来，继而更是联想到了自己自从接触张知秋案件以来所见到过地诸多“异象”，一时间感觉竟也恍如置身雪野，一股沁入肺腑地寒意透骨而出！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地许多恐惧其实都是来自于自己地“原创”——李观棋既不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张知秋固然是有许许多多不可为人知的秘密，但却没有一条是与李观棋和他的同僚们所设想地相吻合的。
但事情地古怪与可笑之处就在于，明明是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地两件事情，但却偏偏是能够被人硬生生“天衣无缝”地完美撮合在一起，并由此而自编自导出一幕将自己吓到半死地恐怖剧。
时间在众人漫长地等待中过去了有三十分钟之久，这期间不仅仅是李逸风、李观棋在给自己的上级打电话，就连市公安局地那些缉私警们也在不断地向自己的上级进行请示汇报。
相比于李观棋，李逸风所想的就要更为直接一些，而且身在一线的他却也是更早地比李观棋意识到了问题地复杂性。
这些民警即便是在李逸风自报家门之后，虽然也表现出来了对同行所应有地基本尊重，但在原则问题上却是态度强硬寸步不让，显示着他们有着更为充足地底气。
不过，李逸风对此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在他看来，自己所要做的就是严格地按照李观棋下一步地指令行事，哪怕就是李观棋命令自己立即扣押眼前地这些缉私警，李逸风也是会二话不说地予以执行的。
在李逸风的心里，自己的前途、命运早已经是与李观棋绑定在一起的了，那么李观棋所作出地抉择，也就必然就是他李逸风的决定了。
虽然不同于国外地多党制或两党制地泾渭分明，但是在国内的各种“小山头”却是早在建党、建国之初就已有之的，并且在可预见地未来也还仍将一直地存在下去。
理论上说，只要是身在体制内的人就都是会被打印上派系地烙印的：出生地、就读院校、工作单位、甚至于自己的直属上级等等都可以被用来作为划分彼此立场的依据，在许多的时候，这却并不是以人的主观自我意志为决定的。
以李逸风来说，自从昔日他在受到李观棋地赏识而从闲置状态并重新启用之后，在他的身上便已然是被打上了李系地烙印，如果有朝一日李观棋倒霉的话，李逸风也绝对是无法在国安部里容身的。
既然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野望，那也就要做好“树倒猢狲亡”的思想准备。
三十分钟之后，李逸风再次向李观棋致电，缉私警们刚刚提出了一个新的妥协方案：他们这次地行动只扣设备、不抓人，并且也不对成宝机械制造厂进行查封，他们仍然可以继续进行正常地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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